抗日战争爆发后，日军在中国的暴行逐渐加剧。自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来，日军将华北地区视为主要战场，他们的部队如同蝗虫一般肆意扫荡，五台山附近的村庄也未能幸免。五台山本是一个偏远的山区，以香火和农田为生，但为了切断八路军的补给线，日军特别选择了这些地方进行袭击。
1938年夏季，五台山周围的地区成为日军“治安肃正”行动的重点。参与行动的部队主要是关东军和华北派遣军的混编，他们的士兵训练有素，但纪律松散，很多军官纵容手下的暴行。在战争初期，日军推行“以战养战”的政策，鼓励部队抢夺粮食、掠夺土地，同时进行大规模的清剿，杀害所谓的“抗日分子”。这种暴行让基层士兵习惯了屠杀，屠杀成了他们证明忠诚的方式。据统计，从1937年到1945年，日军在中国造成了上千起惨案，死亡人数超过两百万，其中许多是集体屠杀。像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事件虽为众所周知，但许多小村庄里的灭门惨案却不为人知，因为这些地方没有记者和外交官，事后容易被掩盖。
日军的士兵大多数来自贫困的农村家庭，他们被灌输“武士道”精神，视中国人如同草芥。杀戮成了他们表达忠诚的一种手段。日军的武器配置标准是步枪配刺刀，军官则使用东洋刀。他们在训练中强调近距离格斗，目的是节省子弹并迅速结束战斗。在山区的五台山，机枪常用来震慑敌人，而刺刀和军刀则成了最常用的武器。
展开剩余73%根据日军的档案记录，1938年夏季，他们在晋察冀边区多次发动“讨伐”行动，每次行动中，往往会带走数百条人命，尸体则被扔进山沟或焚烧掉。这样的行动使得村民从原本的农民变成了猎物，村里的青壮年被抓去做苦役，而老人和妇女也未能幸免。这并非偶然事件，而是日军占领策略的一部分，目的是通过制造恐惧，瓦解抵抗力量。
1938年夏，李家庄村位于五台山南麓。村子很小，户数不到两百，村民们靠种田和林子维生。那天清晨，日军一小队人马突袭了村口，首先抓捕了任新乐和任麦兄弟，然后又捉住了出门查看的李运，三人被押到村中的广惠寺。寺里已经关押了四五十名村民，年龄从老人到小孩不等，所有人都被捆绑起来，面前架着重机枪，周围有三十多个士兵端着刺刀进行监视。
日军军官下令后，村民们被一批一批拖到寺后的西院，那里变成了屠杀场。士兵们用刺刀和军刀轮番动手，地上很快堆满了尸体，血水流淌在砖地上。两个大木桶放在墙角，水里泡着带血的刀具。每当士兵们杀掉几个人，他们便用水清洗刀具。
李运被押到时，前面已经有十几具尸体。士兵的刺刀没有刺中致命部位，李运倒在血水中，身上多处受伤，但肩膀和胳膊挡住了致命一击。墙角，军官用军刀砍人，每次砍前都要先浇水，砍完再清洗刀具，头颅掉落的速度快得像割麦子。负责挑水的刘阿福跑了五趟水，最后一次把水桶放下时，被军曹从背后砍了，头掉进水桶，水溅了一地。
整个屠杀过程不到一小时，寺中的几乎所有人都被杀死，唯有李运一人幸存。日军撤离后，村民们进入寺中收尸，哭声震天。李运被堂侄李喜从尸体堆中扒出，绳子血迹斑斑，解不开，只能用剪刀剪断。李运被抬回家后，村医用草药包扎，他躺了几个月，胳膊几乎无法抬起，肩膀上留下了永久的疤痕。类似的惨案在五台山周围并非孤例，同年，日军在其他村庄也进行了类似的屠杀，日军档案中称这些行动为“清剿”，但实际上它们就是大规模的灭绝。
日军对刀具的处理方式并非迷信，而是一种实用的技巧。为了保持军刀的锋利，士兵们会在刀刃上浇水。这一方法不仅能迅速降温，使金属收缩恢复锋利，还能帮助士兵在战斗中迅速拔刀，减少摩擦带来的不便。在战争中，日军在刺刀战斗中的表现通常很高效，因为这种方法让他们的武器始终保持锋利。通过浇水，士兵可以提高战斗速度，让屠杀更加迅捷。
李运活到了晚年，尽管他因伤影响了工作，但依然坚强地过着自己的生活。抗日战争胜利后，他帮助村子恢复，并在1945年日本投降时参与了修房播种。晚年时，他曾接受记者采访，讲述那段历史，眼里常含泪光。李运说，日军当时将中国人视为动物，而他们的冷血杀戮技术也成了屠杀的标配。
这一事件虽然没有得到像南京大屠杀那样广泛的关注，但它却真实地反映了日军在中国所犯下的暴行。李运的证言在报纸上登出，提醒世人不要忘记这段屈辱历史。类似的暴行在其他地方也有发生，南京幸存者回忆起刺刀和屠刀的细节时，同样深感震惊。历史的记忆不能被遗忘，这些故事被收录进教科书、博物馆，并成为对未来的警示，提醒我们珍惜和平，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。
近年来，李运的故事在网络上流传，年轻人看后纷纷反思，和平来之不易。日军的暴行并非偶然，而是军国主义教育和对生命的极度蔑视造成的后果。今天，许多国家联合起来呼吁，全球应铭记历史，避免再次走上曾经的道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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